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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重奪】空間革命——朱濤談佔領運動的空間政治

文/ 區樂融 崔誦恩

編/ 袁源隆 羅銳潛

朱濤是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,任教建築及關於空間政治的Common Core課程。他在大專界發起罷課的期間,到過立法會討論區講授「在地上行走的權力」。學苑記者當時有幸在場,聽到其指出是公民重奪了街道的使用權,令人印象深刻。
雨傘運動已經結束,長達七十九日的佔領運動,波及旺角、銅鑼灣、金鐘。人們難以忘記三個佔領空間的美好印象。旺角佔領區處於繁忙喧鬧的彌敦道,區內抗爭者的守望相助卻洋溢深厚的人情味;熙來攘往的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的,有一個小社區,以海報標語作城牆,不少行人於此駐足欣賞;金鐘「夏愨村」更百花齊放:讓莘莘學子邊抗爭邊讀書的自修室、寫滿港人訴求的連儂牆、數之不盡的裝置藝術、連綿不斷的帳篷,使金鐘佔領區儼如一個文化藝術烏托邦,擴闊了港人對空間的想像。就此,學苑訪問了朱濤,探討香港的空間問題,分析雨傘運動中及結束後的空間政治,摸索我城空間的可能性。

香港城市空間的好處

香港四周都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,壓得人像生活在隙縫裡,朱濤認為這種城市空間雖然居住起來不太舒服,但這是香港空間本來的好處:「緊湊(Compact)的發展模式能節省大量土地資源,利於交通,也利於交流。」香港的交通體系效率之高,在世界上數一數二,人與郊野的距離能維持在二十分鐘的路程之內,讓人能同時享受高密度的便利及休閒的郊野空間。
九二六學生衝入公民廣場、九二八警方發放催淚彈後,人們可以透過社交網站迅速動員,聚集公眾力量到金鐘支援雨傘運動,也得力於香港城市空間的緊湊。政治哲學家漢娜.鄂蘭(Hannah Arendt)曾言:只有人們居住在一起,才可以形成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(Power);也只有人居住得夠接近,才可以保存行動的潛力(The potentialities of action)。「當一個專制者想阻擋人的交流時,就會像北朝鮮(北韓)一樣,把大家散落,不但在通訊,還在空間上,散落在郊野,不讓大家一起幹任何事情,動員起來也很難。

香港街道的生機

二十世紀許多人開始反思城市的規劃模式,解決工業革命帶來的衛生、疾病傳染、污染等問題。有的提出「反城市主義」,以「田園城市」(Garden cities)彌補城市的缺陷;有的提出以現代主義取而代之,積極發展高樓,就如新界新市鎮。朱濤認為以上方法皆失敗,因為會令行人失去地面,城市失去應有的密度,社區不再人性化。就如美國作家簡.雅各布斯(Jane Jacobs)在《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》中寫到,「反城市」傾向令二十世紀所有新規劃嘗試都失敗告終,因為「反城市」意味違反人性。

朱濤指出,「街道越交叉頻繁,越能保證街道的生機」,他以傳統歐洲式的高密度混合性的再度興起作解釋,如曼哈頓便嚴格控制「街區」(Street Blocks)尺寸,街上的陌生人較容易相遇,有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。80年代以前的香港社區,就是以類似歐洲式街道的細密「街區」形式發展,小商舖在街道兩邊經營,高樓亦能提供人流參與城市生活,保證了社會治安。街道上的夜生活也較豐富,凌晨都有便利店、大排檔,大家一起照料街道。現時油尖旺及中環蘇豪區仍保留細密的歐洲式街道。
香港是個大商場

然而,近三十年的香港,大型商場湧現,行車交通佔據街道,密集的天橋幾乎擋住了天空,我們走在地面上的權力正一點一滴的被削去。

朱濤說,80年代以後,政府在填海新區的城市規劃中,開始放棄街道,規劃部門不再把地劃成一小塊,而是把一大塊地批給一個大開發商;為追求利潤,大開發商以巨型結構(Megastructure)的商場為藍本,佔滿整塊地,空間全被私有化。朱濤以九龍圓方商場為例,商場的中心兩百米以外沒有任何公共街道,圍繞圓方的地面街道全是車庫出入口、排煙機口、走火通道;九龍站上蓋一律建造豪宅,更是增加了一般人對空間的距離感。

當然,發展商會遵從法例,在不高於地面十五米修建平台作空中花園,這些所謂「還給城市的公共空間」既不便利,而且公眾大多不知道其存在,所以是排他的。有次朱濤上了IFC商場的平台,發現酒吧都把傢俱放在室外的公共空間,朱濤坐下不久即被侍應趕走。「這些空間即使法律上屬於公共的,實際上卻是私有的。」

有學者反指,天橋連接商場與其他空間,人可以不斷地走。朱濤認為這是不可能的,「公共空間一定要free。第一個解釋,是免費,Starbucks不是free,酒吧也要order;第二個解釋,是政治上的自由,可以聚會、表達政治訴求。哪一個商場裏面可以做一個政治的抗議呢?」一個沒有地面的城市是不可能有公共空間的。

交通至上的規劃  政治與商業扼殺空間

另一方面,政府規劃城市時一直以車行主導地面,交通至上。原來在地上的步行者或壓到隧道,或搬上天橋,令香港公共空間甚少。朱濤說梁振英初上任便大灑金錢於增修行人天橋、隧道、升降機等,「這其實很諷刺,他花了很多錢『幫助步行者』,但最後他是幫助步行者升到空中過天橋。」行人在地面上依舊被排擠,延續「人車立體分流」的舊有交通規劃。

香港車多地少,交通至上不就能解決擠塞問題?朱濤解釋,香港交通問題的癥結在於道路少,所以其每公里的行車密度是世界最高之一,令城市的交通應變能力低、空氣污染、步行空間減少。他建議政府應遏制私家車數量,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。「在佔領的時候有人投訴到政總上班不方便,可是我們應該反過來問,政府本來就應該帶頭坐地鐵啊!」

什麼力量扼殺公共空間?朱濤認為,一是政治權力,二是商業開發。政治權利成為了商業開發的手段,城市法規縱容了「商業黨」、「地產黨」的出現。「現在要促使規劃部門緊急煞車,停止這樣的規劃模式,要把地塊劃得很小!」新如填海區的IFC和圓方,舊如老區觀塘,都在再分區規劃(Rezoning)的魔爪下無一倖免,失去街道。

各佔領區的空間政治

雨傘運動下,三個佔領區為香港創造了新的空間想像。朱濤詳細講述他對三地的觀察。銅鑼灣佔領區就像紐約的時代廣場——密集、人流高,是典型的商業社區的交匯處,城市空間的交匯點。雖然地方小,但能感受到來自四方八面的能量。
至於旺角,街巷靈活多變,方塊街區本身有規則,居住密度高,地方文化強,傳統而草根。佔領時創造了臨時關公廟,屢見行俠仗義之舉,展現文化生機。朱濤指出,旺角街道人很多,本有夜生活,不過道路被過度規劃,夜生活因而慢慢消失。佔領運動帶回社區的傳統,人在社區互相支持,可隨便在路邊聊天吃飯,甚至打邊爐。

金鐘夏愨道是最不可能出現的佔領區。金鐘軍政商齊集(解放軍總部、政府總部、商業區),且交通至上,既沒情感,亦欠文化,跟城市生活毫無關係,沒想到可以佔領。朱濤談到金鐘佔領區給他最大的啟發:「城市的好壞,最重要的不是設計,而在於人的發揮,能不能允許人參與和創造。最重要的是practice⋯⋯無論多麼糟糕、多麼失敗的設計,人都可以修補,建立新社區。與其花那麼多錢建歌劇院,打造西九,倒不如讓市民自由地創造;哪怕不規劃,由市民創造,比官方規劃起來,更持續不斷。」

佔領運動的空間意義

衝擊違反了空間的法律,但朱濤認為法律需要改變,因缺乏保障開放空間(Open space)的意義。香港只容得下消極活動(Passive activity),有些公共空間甚至不能停留太久,只允許很小的示威空間。衝擊立法會和公民廣場,是以戲劇化的儀式表達訴求。法律沒有合法的途徑,例如不能像倫敦的海德公園在市區演講。又譬如立法會門外有示威空間,但立法會議員可以從另一條路進出,無法看見人民的訴求。政府通過規範,驅散政治訴求的力量。「學民思潮從國民教育集會開始,便表達需要公民廣場的訴求,但政府能夠回應這個訴求嗎?還是立起欄杆?這考驗到政府執政智慧——很顯然大家很需要公民廣場⋯⋯政府將來會不停的加欄杆嗎?這相當於一個監獄,對自己(政府)又有甚麼好處呢?」

朱濤認同霸佔馬路能有效表達空間政治的訴求,比說大道理更好。九二五學聯發起由添馬公園遊行到禮賓府,警察把人潮堵塞在海富中心,示威者要在商場裡、天橋上竄來竄去,非常滑稽。直到佔領者在馬路上走,才會發現中環大會堂跟金鐘原來這麼近;直到可以真正自由地步行,才會發現街道(Streets)的美,不再套用汽車邏輯,以為道路(Roads)只有起點和終點。街道強調的是體驗路上遇到的各種驚喜和發現。「在那麼短的佔領區一條路裡面,你來回走也不乏味,反而是空間、地面和人的交流最親密關係的手段。」

反佔中人士常以「阻街」、「多餘」、「影響生計」等指控雨傘運動,是否反映了香港人一直缺乏空間的想像?朱濤舉了一個例子,高峰時間的寶翠園巴士站對出的斑馬線,紅綠燈一閃,行人像老鼠慌忙逃走;紅綠燈再閃,車就駛過。行人的權利被放在第二位,人要走得很急,沒有尊嚴。這種破壞本可以引發無數抗議,只不過大家很麻木,認為這是應有的城市模式。誠然,佔領的確影響旺角佔領區一帶的生意,但佔領結束後,零售的生意就恢復正常。反而佔領打開的城市問題——路權的抗爭,卻沒有任何改變,街道狀態仍然惡劣。

佔領區也是藝術創作的載體,體現空間的無限可能和想像。朱濤說,「資源有限」這理由太強,導致城市裏太多「不能」:沙灘裏不能放風箏,公園裏不能踢球會傷到別人。結果所有人都是消極的;規範限制了人的交流和創造。「平時我們都變得很怯懦,走到那個地方,保安說:『不能坐』,爬上欄杆又會覺得不安全。政府希望打造創意之都,但市民的性格變成這樣子,就不可能有想像力啦,怎麼能有創意呢?」佔領區一旦形成,安全反而不成問題,因為大家會互相監察。

佔領區裏,有人在牆面上書寫、投影,甚至在連儂牆上用粉筆畫花,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表達。現化主義的建築強調簡潔,多採白色牆身,不加修飾,完全沒有交流功能,朱濤以古代中國牆上的題壁作例,說明在雨傘運動中,市民在政總的石屎牆上貼海報、Memo紙等,令原本抽象的的牆可以重拾溝通作用。政府如何經營,也不及由下至上的生命力。

後雨傘運動的反思

雖然旺角、金鐘和銅鑼灣相繼被清場,抗爭卻變得靈活,不再限於佔領區內,而是融入了生活,以「鳩鳴」團和「報佳音」等形式接力,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插,與政權周旋對抗。朱濤對此提出了兩種解讀,首先是抗爭承繼了那種虛擬(Intangible)的價值,亦即是「我要真普選」的政治訴求;另一種則是通過逛街、集體撐傘表達對空間的訴求。

雖然雨傘運動把城市空間與政治的關係帶到公共討論層面,但朱濤擔心運動過後,激情一散,公共空間、公共藝術、交通規劃、路權等有價值的問題變得抽象,最後再次消失。「我覺得佔中開了很多問題,不應該一下子就收緊到一個單一議題『我要真普選』,需要大家把問題都列出來,共同推動,把問題打開。」

佔領揭示香港沒有公共空間

「政府給我們的空間是open space,不是public space。」朱濤認為,佔領馬路所揭示的是,香港沒有真正意義的公共空間。公園只不過是開放空間,供人消遣休閒。美國有研究指出,超過六成人在公園都是做靜態活動,我們甚少與在同一空間下的人交流。「Public space的意義是社會生活,to socialize,(人們)在市中心聚在一起。」在歐洲,以前廣場都是在教堂旁邊,是生活的中心,慢慢開始有戲院、市集,然後有市政廳,賦予廣場政治意義,廣場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公共空間。

朱濤指出香港需要鼓勵群眾參與、互動的公共空間,但政府另一邊卻在公民廣場的四周圍起鐵欄,政府若要選址,「公民廣場最好,現在公民廣場繼續叫公民廣場,人可以去演說、討論問題。」不過,現今香港,簡單如聚集、交請願信、作政治訴求的地方都欠奉。朱濤以平日的遊行作例子,由銅鑼灣步行至金鐘政總時,必須經過連接海富中心的天橋,這時候示威群眾就要一個一個跟著走,於是遊行就「肢解」了。政總外,都只有三個細小的示威區,附近一帶也不能聚集,這一大片地其實沒有起到公共空間的作用。

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

談起雨傘運動之後我們該如何前進,朱濤提出:「學生已經做了很多,總體來說,公共知識分子、文化人、專家參與的不夠多,大家應該和公眾一起能形成一種力量,促使政府作出改變。」知識分子可以從根本上反思這城市的交通規範,成為社會力量的中介、代表人,而不是政府的附庸。他又說,「我們現在教育的學生,他們未來的目標是為政府、大機構工作,沒有人會想我可以變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……理解問題後去作批判性的抵制,我們應該在佔中後打開這思路。」

朱濤一方面強調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力量,另一方面深深體會到當中的矛盾,「我們做設計的是affirmative的動作,但公共知識識子最根本的力量是critical,要抵制、批判,這兩個東西有時候真的很難放在一起。」就例如在08年的四川大地震中,他批判當地的「豆腐渣工程」,同時又要為災後重建設計希望小學 ,如果他衝得太前,就無法處理後者的工作。雨傘運動中,朱濤雖然沒有衝在最前線,但仍然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,在公民講堂講課、寫文章、參與思考。

城市的最大的力量就是人

無論是政治權利,抑或是行走地上、擁有公共空間的權力,我們都沒有透過運動從當權者和大資本家手中奪回。不過,朱濤再次談到「人的力量」,樂觀地總結這場運動:「(雨傘運動)讓我積極的理解到,一切都還來得及。」

朱濤原本以為,商場失控地侵吞公共空間,大片地面私有化等破壞實在難以逆轉,但他從雨傘運動中發覺,這只是因為人們的想像被自己習以為常的城市感觀封閉。如果看法越是悲觀,便會越來越覺得香港的空間無聊。「(香港空間的)活力其實不會死掉,只是要等機會展露出來。那你會發現,其實永遠都有改善的機會。」

佔領區展示的無限可能,讓朱濤找到新的方向:只要有一塊地,摒棄舊有管理,讓大家自由發揮,以往對地面所造成的破壞,便恰恰能夠透過人的實踐得以復原。他說:「最大的力量就是人。」

後記:朱濤看見了香港的痛苦

與其稱朱濤為知識分子,他更似抱擁著中國的文人情懷,心繫家國,一邊堅守著建築師的專業,一邊為他的家土默默付出。朱濤在訪問的最後真誠地談到自己對於香港的情感,由抽離變得歸屬,最後更看見了香港的痛苦。

朱濤自出生起便在不同地方飄泊,從來沒有安定下來。他在重慶讀大學,再待在紐約九年,後來想回中國,碰巧港大招老師,轉輾下便到了香港。他坦言自己對香港的情感一直比較抽離,當初把香港當作工具,方便為中國做設計,又保留一定批判性的距離,不會被中國內部的事物同化。他廣東話說得不好,始終關注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。不過,在近年,朱濤對於香港的歸屬感愈來愈強烈,以此為家:「因為了解,了解多了以後就開始有情感。」他自覺有責任去了解他生活的地方,繼而去想自己可為這個地方做什麼。於是,他近年看了很多關於重慶大廈、九龍城寨的歷史,在9月大專罷課期間,更曾在公民講堂授課。後來的雨傘運動,讓朱濤進一步看懂了香港。

「佔中其實讓我根本上看到香港的痛苦,跟台灣是一樣的。」朱濤說,大陸對台灣是無知跟傲慢:「我們會說台灣和樂融融啊、人情味很好啊,台灣人肯定都聽煩了。」後來有一天,朱濤走進了二二八紀念館,理解到原來台灣裡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,並非來自他想像中台灣人對於共產黨的厭惡,而是早在國民黨到台灣後,蔣介石命令屠殺台灣本地知識分子時就種下。台灣美麗背後的沉重歷史讓他恍然大悟, 「這個痛苦、傷疤沒有好,你透過看見它其樂融融背後的痛苦,去了解那個地方。」

「香港也是一樣的,殖民、移民的傳統、幾個強權之間的較量,這歷史是不簡單的。」朱濤凝重地說,當他了解到香港的痛苦,便開始感到真正屬於這地方。雨傘運動讓他看見了浮華城市背後的哀愁,也真正看見了香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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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01 月 31 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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